1、出口附加值率总体呈上涨的趋势，出口附加值率上升大多数来源于加工贸易内部出口附加值率的提升以及加工贸易占总出口比例的下降，而两个比率都在金融危机期间有较大抬升。2000-2014年期间，中国的出口附加值率从69.1%上升到84.3%，其中加工贸易出口附加值率从56.3%上升到77.9%，一般贸易从85.8%上升到88.9%。这里分三个阶段观察出口附加值率变化，分别是前危机（2000-2006）阶段、危机阶段（2007-2009）、后危机阶段（2010-2014）。危机前阶段，年均出口附加值率上升0.69个百分点；危机阶段，年均上升3.00个百分点；危机后阶段，年均上升0.75个百分点。
金融危机阶段的出口附加值率有显著跳升，跳升大多数来源于加工贸易的出口附加值率的大幅度的提高。此阶段加工贸易涉及的出口和进口都有显著下降，进口下降显著大于出口下降造成了加工贸易出口附加值率大幅度的提高。对这个现象，一种解释是外部需求的突然下降对加工贸易出口型公司能够带来了巨大生存压力，低技术上的含金量和低附加值率的企业大量破产，相对而言高技术上的含金量/高的附加价值率的企业得以生存，结果是高的附加价值率企业出口占比提高带动整体加工贸易出口增加率上升。还有一种解释是出口退税政策的影响。2007年6月19日，中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海关总署发布了《财税［2007］90号》，宣布从2007年7月1日开始实施新的出口退税政策。这次出口退税下降幅度很明显，“三高”产品平均退税率下降11.06个百分点，而易引起贸易摩擦的产品的退税率平均下降5.1个百分点。这项政策同样对低技术上的含金量和低附加值率的加工贸易企业负面影响更大，这一些企业的破产或者出口减少会带来出口附加值率上升。
2、出口附加值率上升大多数来源于行业内效应。出口附加值率变化能分解为行业内变化和行业间变化的加总。行业内效应意味着出口同种类型的产品，更多的国外进口中间品被国内生产中间品替代；行业间效应则对应于出口产品当中更高出口附加值率产品的比重上升，体现为口产品的结构性变化。为了区分这两种效果，我们对历年来出口附加值率的变动进行了分解，结果列于表3。整个样本区间内，中国出口附加值率的提升主要来自行业内效应，而非行业间效应。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中国制造业企业更加专注于进口中间品替代，而不是出口新的产品。这与我们在大类产品出口层面上的观察相一致，仅从出口产品品种类型上看不到近年来的中国制造业出口有明显升级，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把研发和技术进步的力量主要放在了进口中间品替代而不是出口新产品。
后危机时代与前危机时代的行业出口附加值率增长显著分化。刨除2007-2009期间金融危机阶段出口附加值率的大幅跳升，29个制造业细分行业当中，14个行业后危机时期的出口附加值率增加快于前危机阶段。两个阶段相比较，出口附加值率上升快的行业是橡胶制品、专用设备制造、塑料制品、电器机械及器械制造，值得一提的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出口附加值率也有较大提升；出口附加值率下降突出的行业是木材加工及木、竹、藤制品，纺织，通用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按贸易量加权后，装备制造业的年均出口附加值率在危机之后年均上升1.32个百分点，稍低于危机之前1.36个百分点。
本文讨论的主题是通过贸易数据透视中国近年来的制造业产业升级状况，特别是危机前后两个阶段的产业升级状况对比。出口附加值率增加不能直接和相对应的出口制造业产业升级直接画上等号。引起出口附加值率上升除了来自产业升级带来的进口中间品替代能力提高以及附加值率更高产品的生产能力提高，还可能包含别的因素，生产能力不变条件下的优胜劣汰（更多低出口附加值率企业被淘汰）、汇率和FDI等因素。这里我们将前危机与后危机两个阶段所处的不同环境展开比较，目的是判断后危机阶段的出口附加值率上升是否大多数来源于制造业产业升级。
从汇率角度来看，给定国外中间品和国内中间品的替代弹性，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走强对应于出口附加值率下降，名义汇率升值或者国内物价/工资上涨都会引起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会激励出口企业更多选择从国外进口中间品。前危机（2000-2006）阶段，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从95.6贬值到86.6，累计贬值9%；后危机阶段（2010-2014），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从101.5升值到125.5，累计升值24%。仅就汇率带来的影响而言，前危机阶段的汇率变化支持出口附加值率上升，而后危机阶段支持出口附加值率下降。我们正真看到的情况是后危机阶段即便在非常不利的汇率变化环境下，出口附加值率上升快于前危机时代。换而言之，如果危机前后两个阶段的汇率不变，后危机时代的出口附加值率上升会更大。
FDI增加会提升出口附加值率。这一假说在文献中被反复提及（张杰等，2013；KeeandTang，2015），背后的逻辑在于，此大量生产关键零配件外资企业的引入，可能延长外资企业在中国本土的产业链，进而提高中国的出口附加值率。张杰等（2013）通过匹配2000-2006年的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公司数据库，发现跨省比较结果为，在FDI进入程度越多的省份地区中的出口企业出口附加值率越高，且差异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基于此，他们都以为外资企业的进入是推动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提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能的机制包括：（1）外资企业出于防止技术外溢效应或对创新研发诀窍的保护动机，通过零配件企业和主导企业一起进入中国市场的“抱团”模式进行生产布局；（2）具有创新研发优势的国外关键零配件为了占据中国市场而积极投资生产基地进行生产。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提高。危机前后两个阶段比较，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制造业部门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在前后两个阶段没有显著差异，不支持制造业FDI增加带来出口附加值率上升的结论。
控制了实际汇率（名义汇率和物价）以及FDI对出口附加值率的影响后，危机后阶段的制造业出口附加值率更快的上升合理解释是该阶段制造业产业加速创新。对这个判断的另外两个补充证据分别是中国高技术产业R&D支出及情况，以及IMF公布的出口产品质量指数变化。近年来中国高技术产业研发支出和申请授权数的激增。2000年全国高技术产业的研发经费仅为114亿元，但到了2014年，这一指标已逼近2000亿元。高新技术产业的有效发明数2000-2006年期间是年均1116件，2010-2014期间是年均24440件。高新技术研发数据分析来看，2008年前后也恰好是一个加速发力的时期。
另一个可作为交叉验证的证据是IMF公布的出口产品质量指数（exportqualityindex）。虽然这一指标只到2010年，但可以清楚看出，中国从2008年有一个明显的跃升过程，与本文发现的出口附加值率走势十分接近。
1、出口是观察制造业能力的一面镜子。从出口产品品种类型和结构来看，中国在过去十多年没有太大显著变化，但这种观察忽略了中间品生产，远不足以反映制造业能力变化。
2、出口产品附加值率变化是观察制造业能力的有益视角。这个指标变化涵盖了高的附加价值产品出口能力变化（行业间效应）和中间品进口替代能力变化（行业内效应）。当然，出口附加值率变化还会受到产业升级以外的力量影响，与产业升级不能画上等号。
3、中国在前金融危机阶段（2000-2006）、金融危机阶段（2007-2009）和后金融危机阶段（2010-2014）的出口附加值率年均增加分别为0.69、3和0.75个百分点。出口附加值率上升几乎全部来自行业内效应。
4、金融危机期间出口附加值率大幅度的提高来自给定生产能力下的优胜劣汰。外需下降和出口退税政策调整背景下，低附加值企业的淘汰和低附加值产品出口下降造成了危机期间出口附加值率上升。
5、后危机阶段制造业升级快于前危机阶段。在讨论了其他因素对出口附加值率的影响后，后危机阶段出口附加值率更快上升的合理解释是该阶段更快的产业升级。研发与数量、出口产品质量等指标两个阶段变化的比较从侧面支持这个判断。
认识和评价中国制造业升级状况，对于判断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潜力和制定各项政策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方面的研究既缺少基础数据支持，也缺少研究投入。本文的工作是这方面研究的初步尝试，文章中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很多，比如更细致的细分产业研究，通过更严格的实证模型讨论出口附加值率变化与产业升级的关系等。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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